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市委和上级法院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为推进绍兴更高水平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级、加快重返综合经济实力全国“30强”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绍兴中院制定出台《关于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这份《意见》共分为11个部分，共计31条内容。下面这些举措将切切实实地为本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便利：
一、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
坚持各类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权利保护平等和发展机会平等的原则，依法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推动形成平等有序、充满活力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完善民营企业产权保护机制建设，打造专业化、高水平的涉产权保护审判团队，提升司法公信力。正确把握司法尺度，妥善审理追索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合同等各类劳动争议案件，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支持民营企业依法实施管理。
典型案例
李某原为绍兴某纺织公司员工。2016年7月，李某受公司委派到美国参加国际家纺采购展，出发前其与公司签订协议，明确参加公司组织的国外参展人员在参展两年内不得辞职，否则公司有权扣除参展人员费和部分业务提成。2016年12月，李某又和公司签订保密合同一份，约定其在任职或和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两年内不得自营或者参与经营同类业务，否则应赔偿全部损失并处100%年薪的罚款。事实上，李某从2016年10月开始就和他人出资成立了另一家纺织企业，并从原公司拿走花型面料。2017年2月，李某离开原纺织公司。
2017年9月，绍兴某纺织公司向绍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后者于10月29日作出裁决：李某应支付给纺织公司违约金108000元。李某向越城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被告双方签订保密合同，对竞业限制作出约定的时间虽然在李某的纺织企业成立之后，但李某在签订保密合同后，理应对其与他人共同投资成立纺织企业的行为作出妥善处理，然李某非但没有退出在纺织企业的入股，其本人亦于2017年2月离开纺织公司到纺织企业上班。故李某的行为违反双方合同约定及劳动合同法规定，纺织公司要求李某赔偿损失及支付违约金等，合法有据，予以支持。最终法院判决李某应支付绍兴某纺织公司实际损失、违约金、参展人员费等共计人民币158000元。李某不服提起上诉，绍兴中院审理后维持了一审判决。
二、严惩损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犯罪行为
正确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犯罪与行政违法、犯罪与民商事纠纷，坚决防止将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坚决防止将民事责任转化为刑事责任。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侵犯民营企业主、民营企业职工生命财产安全的严重暴力犯罪，严厉打击黑恶势力收取“保护费”等严重侵害民营企业财产权利的犯罪行为。加大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合同诈骗、非法经营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违法犯罪打击力度，严厉打击“套路贷”等新型违法犯罪。
典型案例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陈新昌通过组建建筑施工队开始进入建筑行业。1996年11月，其被任命为绍兴某村支部委员会书记后，一方面培植被告人任某明、陈某昌、陈某宗、金某如、陈某国等一批村干部；另一方面先后创办绍兴市中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10余家企业，招募被告人任某新、王某荣、陈某海等一批公司核心人员。上述人员在被告人陈新昌的组织、策划、指挥下，在绍兴地区多次从事违法犯罪活动，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被告人陈新昌为组织者、领导者，以被告人任某明、陈某昌、陈某宗为骨干成员，以被告人金某如、陈某国、任某新、王某荣、陈某海等为参与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该组织以中实公司等多家企业为平台，多次克扣、拖欠工程款并暴力压制讨要钱款人员，敲诈房产开发商。该组织还通过纠集不明真相的村民闹事的方式，对在周边实施工程建设的其他房地产开发企业采取阻碍施工、敲诈勒索等手段，导致工程被迫停工、退地，给国家和其他企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法院裁定：
2018年5月，越城法院一审判处陈新昌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行贿罪、妨害作证罪、伪造公司、事业单位印章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其他被告人任某明等有期徒刑三年至八年不等，并处罚金。陈新昌等8人不服原判，提起上诉。
绍兴中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各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陈建国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于8月22日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加大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加大对侵害民营企业知识产权行为的惩治力度，依法严厉制裁源头侵权、重复侵权、恶意侵权和规模侵权等行为，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营造民营经济孵化、发展的良好法治环境。充分发挥司法导向作用，通过走访民营企业、公布典型案例等形式，引导民营企业树立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典型案例
绍兴某公司系一家专业生产销售畜牧业兽医器械产品的企业，在业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其将自主创作的简化图形标识于2014年12月1日进行了作品登记，载明作品创作完成时间为1998年10月30日。此时他们发现，宁波某公司在使用类似于其创作图形的商标标识，遂向绍兴中院起诉，要求对方停止生产和销售带有该标识的产品并赔偿损失。
法院判决：
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若无相反证据，作品登记证书上载明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的权利人。本案中，涉案争议图形标识已经版权登记，宁波某公司无充分的反驳证据证明该图形的作者另有他人，故绍兴某公司系该图形的著作权人。且绍兴某公司于2009年即已经在生产销售印有涉案著作权图形标识的注射器产品，早于宁波某公司的注册商标申请日，故虽然后者享有含绍兴某公司著作权图形标识的注册商标权，但在行使其商标专用权的相应权利时，不应侵害在先的著作权。最终法院判决被告立即停止生产、销售印有近似商标的产品，并赔偿经济损失8万元。
四、促进民营企业投融资环境持续优化
健全金融纠纷案件审判、执行工作机制，引导和规范民营企业的各类金融行为，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切实打击逃废银行债务行为，增强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信贷支持的信心。审慎认定借贷合同效力，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和企业融资行为，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建立“职业放贷人名录”制度，从严规制职业放贷人的诉讼行为。严格审查高利借贷案件，切实加大对虚假诉讼、高利转贷的惩治力度，维护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
典型案例
2017年11月，上虞某企业出具一份连带责任保证书，为某企业管理公司等三方签订的1.5亿元贷款协议提供连带保证担保。2018年1月，上虞某企业实际控制人意外身亡，贷款协议债权出现不可控风险，某企业管理公司遂根据协议约定，要求各债务人及上虞某企业提前偿还借款，但均未得到回应。该企业管理公司遂向法院起诉，要求上虞某企业履行保证责任。
法院裁定：
上虞某企业提出，他们曾发现多起诉讼中均存在伪造公司印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的情况，遂以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诈骗罪等罪名向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报案。公安机关随后发现在本案及其他借款中，还涉嫌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遂对此展开调查。
法院经审查认为，上虞某企业被伪造公司印章案及相关公司集资诈骗案等案件，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业已立案侦查。经向公安机关核实，本案属于公安机关上述案件侦查范围，具有经济犯罪的嫌疑。为保护企业合法权益，法院依法裁定驳回起诉，由公安机关先行处理。
五、切实维护民营企业胜诉权益
依法用好用足强制手段，完善执行联动和信用惩戒机制，穷尽执行措施，保障民营企业债权及时实现。依法规范涉民营企业案件执行，防止超标的、超范围查封、扣押、冻结涉案企业财产。严格规范评估、拍卖程序，建立健全定向询价、议价、网络询价、司法网拍按揭贷款等机制，有效提高评估、拍卖透明度、成交率和溢价率，降低拍卖成本，帮助民营企业及时实现债权、处置资产。
典型案例
新昌某公司在2013年曾与江西某纺织公司签订设备租赁合同，纺织公司支付了租赁保证金后便提走了14套转杯纺纱机，但后续并未按约支付设备租金，新昌某公司起诉后，法院判决：租赁合同解除，纺织公司返还14套转杯纺纱机。无独有偶，常州某公司也遭遇了相同情况，其因所有的2套清钢梳棉机存放在江西某纺织公司无法取回后，诉至法院。法院判决常州某公司从纺织公司取回2套清钢梳棉机。但江西某纺织公司一直没有履行义务，案件来到了执行阶段。
三省六地执行：
执行阶段，干警实地调查发现，被执行人已于2014年停产歇业，涉案的14套纺纱机和2套梳棉机集中存放在位于宜春的厂区车间内。一方面，该纺织公司是当地重点招商引资企业，停产歇业后牵扯出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也涉及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另一方面，执行标的系大型机器设备，搬运过程复杂，且是跨省异地执行，执行难度显而易见！
为破解该案，新昌法院执行干警先后6次赶赴江西，与当地管委会进行协调，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浙江省高院和江苏省高院协商沟通后，决定启动两省两级法院协同执行，同时请求宜春两级法院协助执行。六家法院随后多次对执行方案进行协商完善，细分成安保处突组、拆机实施组、机器押运组、警戒机动组、宣传外联组及后勤保障组，逐一敲定实施细节，并对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做好处置预案。
10月16日上午，六家法院出动70余名执行干警及协警、10辆警车，以及80余人协助执行人员、34辆大型平板车，经过近13个小时不间断的拆卸、搬运，顺利从被执行人厂区内强制执行回执行标的近2000万元的14套纺纱机、执行标的近1200万元的2套梳棉机。
六、完善民营企业救治退出机制
完善破产审判工作府院联动机制，统筹推进解决民营企业破产程序中的税收优惠、信用修复、财产处置、职工安置、维护稳定等工作。强化重整、和解的拯救功能，帮助暂时陷入困境的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重返市场，服务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加大“僵尸企业”依法处置力度，完善差异化处置甄别机制，引导丧失自我修复能力的企业有序退出市场，运用清算手段出清产能落后、不适应市场的民营企业，及时释放生产要素，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服务打造先进智造基地。
典型案例
浙江南方石化工业有限公司与浙江南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中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原为绍兴地区最早的一批民营企业，集化纤、纺织、经贸为一体。其中南方石化在岗职工1,310余人，年产值20亿余元。但是由于受行业周期性低谷及国内化纤PTA行业龙头企业互保等影响，南方石化等三家公司出现债务危机，向法院申请破产。
破产处置：
2016年11月1日，法院裁定受理南方石化等三家企业的破产清算申请，并通过竞争方式产生管理人。考虑到南方石化系24小时连续作业，生产设备一旦停机再开机损失巨大，法院即向地方政府及企业建议“破产不停产”的方案，同时通过府院联动机制，利用政府的招商平台，以破“产”招“商”，实现资产的快速处置。经府、院、企及主要债权人的多次协商，地方党委政府积极努力，引介全球五百强国企作为托管企业，以委托加工的形式继续经营南方石化。
2017年2月，法院宣告南方石化等三家企业破产。通过政府的招商平台与政策支持、管理人等的大力推介，最终三家企业 550亩土地、26万平方米厂房及相关石化设备等资产于2017年4月18日以6.88亿余元一次拍卖成交。分配后，担保债权获得大部分清偿，普通债权的清偿率达15%，1300余名职工的债权获全额清偿，并由买受方全员接收原有职工，各方实现共赢。
资产处置后，法院及时指导、监督管理人，先后组织委托加工方、买受人召开了五次专题协调会议，最终在成交后一周内实现不停产交接。破产企业职工在移交日与管理人签订终止劳动合同协议的同时，根据自愿原则与资产买受企业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实现劳动用工的无缝衔接。
目前，买受人已经全面接管资产，并按照之前的投资计划和承诺，在原有的产能基础上，积极扩产、升级。
七、妥善审理涉民营企业的行政案件
认真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依法审理与民营经济主体市场准入相关的行政许可案件，制止和纠正对民营经济主体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损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支持行政机关规范和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妥善处理好涉民营经济主体的行政协议案件，依法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典型案例
2017年7月，某街道办组织人员拆除了某广告公司安装于当地居委会楼顶的广告牌。广告公司认为街道办作出该行为并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且程序严重违法，侵害了其的合法权益，遂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并赔偿场地租金、预期收益等经济损失。
法院判决：
法院在审理后认为，因街道办在强制拆除涉案广告牌过程中，未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未给予广告公司应享有的陈述和申辩等权利，亦未告知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等权利，故不符合行政行为正当程序的要求，应认定为违反法定程序。鉴于该行为已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故应确认为违法。由于广告牌已由街道办处置，而双方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涉案广告牌残余部分材料的价值，法院酌情确定赔偿数额为3000元，并据此作出判决。
八、推进司法领域“最多跑一次”改革
加强诉讼服务规范化、标准化、智能化建设，推进“一窗办”“移动办”，为当事人提供线上线下、方便快捷的一站式综合性诉讼服务。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作用，促进更多的纠纷解决在诉前。强化诉讼服务中心的纠纷化解分流功能，完善专职法官调解、特邀调解、引导调解“三调合一”的大调解机制。积极向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提供相关信息，协助优化公共决策。
典型案例
2016年5月，经过对账确认，诸暨某公司发现上海某公司尚欠货款4.04万元，便向后者进行追讨。上海某公司在归还1万元后便再无还款意向。诸暨某公司只好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裁定：
法院在审理后认为，该案债权债务关系清晰，证据确实充分。但经过电话沟通后法院得知，上海某公司并非不愿归还欠款，只是希望能再宽限几天，而诸暨某公司也有调解意向。然而双方当事人相隔两地，不希望为了3万块钱而专程赶到一起。此时在全市推广试用的“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发挥了作用：通过平台，双方实现了远程会面，很快就约定上海某公司分两期偿还3.04万元货款，并签下调解协议。2018年11月，法院裁定调解协议有效，目前货款已全额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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