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5 司法实践中，在认定串通投标犯罪中的违法所得时，应当注意哪些方面？
咨询人：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刑庭许 枫 答疑专家：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 陈显江
答疑意见
根据《标准二》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损害招标人、投标人或者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违法所得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关于违法所得的认定，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刑事诉讼法第三百条规定：“对经查证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应当裁定予以没收。”根据上述规定，结合“不让犯罪分子通过实施犯罪获得任何收益”的原理分析，所有通过实施犯罪的获利都应予以没收。具体到本罪中，系指行为人串通投标所获得的全部收入，扣除其直接用于为实施中标项目而合理支出的费用（为实施串通投标犯罪而支出的费用不应扣除）后剩余的数额。
司法实践中，下列支出不应扣除，而应作为犯罪成本或者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没收：（1）投标人不具备投标资质，为实施串通投标犯罪而挂靠其他企业产生的挂靠费；（2）投标人为实施串通投标犯罪而寻找陪标公司产生的陪标费；（3）投标人为实施串通投标犯罪给予其他参与投标公司的好处费；（4）串通投标人为实施串通投标行为而支出的投标费用及缴纳的保证金等。另外，行为人因串通投标所获利润应作为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问题6 行为人为实施串通投标犯罪或者在实施串通投标犯罪的过程中，实施行贿、受贿或者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犯罪行为的，是否数罪并罚？
咨询人：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 金吕钢 答疑专家：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 段 凰
答疑意见
司法实践中，部分行为人为实施串通投标犯罪或者在实施串通投标犯罪的过程中，另实施了行贿、受贿或者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犯罪行为，应当数罪并罚。理由如下：
其一，串通投标行为与行受贿等行为虽然存在交织，但并不必然牵连；行受贿等行为并非实现串通投标目的的必要手段，也并非串通投标产生的必然结果，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的未实施行受贿等行为的串通投标犯罪。因此，串通投标罪与行受贿等犯罪并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牵连关系。
其二，行受贿等犯罪与串通投标犯罪分别具有独立的法律评价基础，不同罪名在行为模式、侵害法益、社会危害等方面均不同，为全面评价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应当依法分别评价。
其三，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均认为应当数罪并罚。其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行贿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与行贿犯罪实行数罪并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同时构成受贿罪和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犯罪的，除刑法另有规定外，以受贿罪和渎职犯罪数罪并罚。”串通投标罪虽然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八节，但国家工作人员作为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其本质是滥用职权，应当遵循上述规定予以并罚。
第30批 法答网精选答问（第三十批）——反垄断专题
专题：反垄断专题 发布时间：2025年11月13日
问题1 以反垄断执法机构为被告提起的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诉讼案件，应当如何确定管辖？
咨询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立案庭 张恒 答疑专家：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 廖继博
答疑意见
以反垄断执法机构为被告提起的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诉讼案件，即诉反垄断执法机构不作为的行政诉讼案件，审理重点一般在于反垄断执法机构是否具有依举报调查涉嫌垄断行为的法定职责，以及其对有关举报的处理是否符合法定程序，通常并不涉及对有关行为是否构成垄断行为的判断，故该类案件性质上属于一般行政案件，应当作为一般行政案件确定一、二审管辖法院，无需由具有垄断案件管辖权的知识产权法院、有关中级人民法院集中管辖并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
问题2 垄断违法所得应该如何计算以及是否应当扣除企业所得税？
咨询人：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第一庭 周玲 答疑专家：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 何隽
答疑意见
第一，根据反垄断法的规定及相关执法实践，垄断违法所得的计算，通常是以经营者因垄断行为所获得的全部销售收入，扣除其合理经营成本。其中，扣除的合理经营成本包括与销售行为直接相关的流转税，例如增值税、消费税等。第二，在计算垄断违法所得时，原则上不应扣除企业所得税。原因在于，“违法所得”是经营者因实施垄断行为所获得的收入，其本质是垄断行为产生的经营利润，而企业所得税是在利润形成后，在分配环节征收的税款，二者并无直接相关性。如果允许扣除企业所得税，相当于将一部分违法收益以税收形式变相“返还”给违法者，将削弱违法惩戒效果，不利于实现反垄断法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的立法目的。
问题3 认定构成垄断，垄断违法所得是否应当扣除假定收入，即未发生垄断时在相关市场可以取得的收入？
咨询人：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第一庭 周玲 答疑专家：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 何隽
答疑意见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行政执法实践，在计算垄断违法所得时，原则上不应扣除假设未发生垄断时可能获得的“正常收入”，但需扣除有证据证明的合理经营成本。理由如下：
第一，从法律规范层面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有违法所得，除依法应当退赔的外，应当予以没收。违法所得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违法所得的计算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认定违法所得的基本原则是：以当事人违法生产、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所获得的全部收入扣除当事人直接用于经营活动的适当的合理支出，为违法所得。”根据上述法律和部门规章的规定，垄断违法所得通常是指经营者因垄断行为所获得的全部收入扣除其合理经营成本。计算违法所得时，重点关注的因垄断行为实际带来的收入，而非与一个假定的“正常收入”相比较。
第二，从反垄断执法实践看，违法所得通常指因垄断行为直接获得的全部利润，而不是仅指超出正常竞争市场利润的所谓“超额利润”。执法实践中通常采用的计算方式是以经营者因垄断行为所获得的全部销售收入扣除其合理经营成本。
第三，从法律实施效果看，一旦某一行为被认为构成垄断行为，则垄断行为实施期间因垄断行为取得的收入通常均应被认定为违法收入，其中不存在所谓“正常收入”，更不应在计算违法所得时扣除所谓“正常收入”。如果允许在计算垄断违法所得时扣除所谓“正常收入”，无异于承认了垄断行为实施者可以合法保留通过垄断行为获得的“正常利润”。这不仅与垄断行为的违法性存在矛盾，还将严重削弱反垄断法的惩戒力度，甚至在客观上变相鼓励经营者铤而走险实施垄断行为，因为其承受的最坏结果也只是交出“超额利润”。
第31批 法答网精选答问（第三十一批）——植物新品种专题
专题：植物新品种专题 发布时间：2025年11月13日
问题1 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件中涉及鉴定时的对照样品（据以主张权利的授权品种样品）应当如何选择？
咨询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 尹茂平 答疑专家：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 罗霞
答疑意见
在侵害植物新品种权案件审理中，技术事实的查明是审判实践中的关键环节。对于被诉侵权物与授权品种的特征、特性是否相同，以及被诉侵权物是否系使用授权品种作为亲本生产、繁殖而来等关键技术问题的认定，往往需要依赖鉴定意见、检测报告。在鉴定、检测过程中，对照样品的选择直接影响鉴定和检测的程序科学性和结果正确性，对照样品选择不当将导致鉴定意见、检测报告难以采信。对照样品的合理选择应当注意如下事项：
第一，应当确保对照样品为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采取如下方法选择对照样品：一是优先选择标准样品。鉴定、检测中使用的对照样品，应优先选择品种权授权行政主管部门保存的标准样品。品种权授权机关在品种授权过程中，对繁殖材料的审核与保藏执行严格规范流程，如双人管理、存取记录可追溯等，其保存的标准样品具有权威性，可信度较高，能够为鉴定、检测提供可靠基础。二是使用分子标记检测法时，如授权品种标准样品存在可靠的指纹图谱，可将该指纹图谱作为对照样品使用。分子标记检测通过分析植物的基因特征来判断品种，标准样品的指纹图谱能准确反映授权品种的基因特征，为鉴定、检测提供清晰的参照标准。采用分子标记检测方法时，除了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实体标准样品，也可以将上述标准样品的指纹图谱作为对照，直接用于鉴定、检测，但需要注意满足如下条件：该指纹图谱系来源于授权机关认定或录入国家种质资源数据库的版本；鉴定、检测机构采用的检测方法，包括引物组合、扩增程序等应与生成该对照图谱时所采用的标准一致，被诉侵权物的鉴定、检测环境与对照图谱具有可比性，能够确保比对基础的统一性与科学性。三是选择其他官方机构保藏的可靠样品。若品种权授权机关未保藏标准样品，也不存在上述标准样品指纹图谱的，可选择其他官方机构保存的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样品。包括：与授权品种名称一致的审定品种的标准样品、品种权授权机关指定的DUS测试机构留存的原始样品（需附测试任务书以及样品接收记录）。四是选择权利人自行提供的可靠样品。当无上述样品可供选择时，权利人可提供其自行保存的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指纹图谱作为对照，但需提供证据证明或者合理说明其提供的材料系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指纹图谱，确保该材料来源清晰、程序规范、证明充分。这就要求权利人在维护自身权益时，应对提供材料的真实性与关联性负责。例如，对于审批机关或者其他官方机构未保存标准样品的无性繁殖果树作物，如果权利人能够证明或者合理说明其提供的样品源自品种权申请、审查时官方现场考察所确认的母树，或者通过该母树繁殖而来与母树具有同一性的个体，可作为对照样品。
第二，法院在确定对照样品时，既要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给予双方充分表达观点和提供证据的机会，保证程序的公正性，也要充分考量不同作物的繁殖特性、基因稳定性及保藏方式等因素，避免出现因对照样品无法选择、保护范围无法确定而导致品种权人的权利难以有效保护的情况。
问题2 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中，作同一性判断时，能否以基因数据与对照样品进行对比？
咨询人：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 李兆阳 答疑专家：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 雷艳珍
答疑意见
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中，对被诉侵权繁殖材料与授权品种进行同一性判断时，原则上应以权利人通过公开合法渠道获取、来源清晰的被诉侵权繁殖材料与授权品种标准样品进行对比。如果有资质的检验机构采用符合行业标准的方法提取、保留有被诉侵权材料的基因指纹信息，其鉴定、检测环境与对照图谱具有可比性，可以用于与授权品种标准样品进行对比，但被诉侵权人有反驳证据证明或者有合理理由说明该基因指纹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明显存疑的除外。
问题3 未经植物新品种权人许可的销售行为，是否会导致该品种丧失新颖性？
咨询人：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审判事务部 徐世超 答疑专家：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 罗霞
答疑意见
植物新品种的新颖性判定是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中重要的基础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九十条第六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十五条共同构建了植物新品种新颖性判定的规则体系，包括具备新颖性的两种情形和丧失新颖性的特殊情形。其中，依法具备新颖性的两种情形是：一是申请植物新品种权的品种在申请日前不存在销售、推广行为；二是申请植物新品种权的品种在申请日前虽然存在销售、推广行为，但是在申请日时并未超出法定期限（宽限期）。上述情形实际上也同时界定了丧失新颖性的一般情形，即因申请日前的销售、推广行为丧失新颖性。此外，丧失新颖性还有两种特殊情形：一是品种已经形成事实扩散；二是品种已审定或者登记2年以上。
在具备新颖性的两种情形中，种子法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对于第二种情形的规定较为详细，明确要求一定期限（宽限期）内销售、推广该品种繁殖材料、收获材料需“经申请权人自行或者同意”，但对第一种情形中的“销售、推广”是否仅限于“经申请权人自行或者同意”的销售、推广则未作明确规定。我们认为，从制度目的、规则体系、与国际条约协同性解释等综合分析，结合种子法第九十条第六项进行整体理解，应当将具备新颖性的第一种情形理解为，在申请日前该品种的繁殖材料、收获材料不存在申请人自行销售、推广或者他人经申请人同意销售、推广的情况。即在申请日前因销售、推广而丧失新颖性仅指“经申请权人自行或者同意”的销售、推广。由此可知，未经品种申请权人同意的销售行为通常不会导致该品种丧失新颖性。这样理解，既能够实现种子法与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相关规定的协调一致，又符合《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UPOV）的相关规定。
对于丧失新颖性的两种特殊情形，种子法及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均未将该两种特殊情形与是否“经申请权人自行或者同意”的销售、推广相联系。在审查是否属于丧失新颖性的特殊情形时，应当以行政机关作出的相关行政确认为基础。具体而言，对于是否“形成事实扩散”，需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依据播种面积确认”；对于“品种已审定或者登记2年以上”，需以行政机关作出品种审定或者登记的时间为准确定。就此而言，丧失新颖性的特殊情形属于一种事实状态，人民法院审查的是该事实状态是否存在，一般无需考虑相关品种的销售、推广是否系“经申请权人自行或者同意”。
第33批 法答网精选答问（第三十三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专题
专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专题 发布时间：2025年12月4日
问题1 专利权评价报告在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中的地位如何？
咨询人：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 白 帆 答疑专家：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 张玲玲
答疑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专利权评价报告系“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对相关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进行检索、分析和评价后作出”，可以“作为审理、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证据”。入库参考案例《王某淼、王某崴诉江西某建筑公司等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入库编号：2024-13-2-160-025）》的裁判要旨明确：“专利权评价报告能作为评判专利权稳定性的参考”。但是，仅依据负面专利权评价报告裁定驳回专利权人提起的侵害专利权诉讼，缺乏法律依据。专利权评价报告与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所作的决定性质不同，评价报告作出后不存在复议或者诉讼程序，只能请求更正。负面评价的专利权评价报告不属于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的情形，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专利权评价报告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明确，人民法院不能仅依据负面的专利权评价报告径行裁定驳回起诉。
负面专利权评价报告在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审理中的影响主要有如下方面：第一，法官可以就专利权评价报告中引用的现有技术或现有设计是否作为专利侵权案件的抗辩理由向当事人进行释明。如果当事人提出现有技术或者现有设计抗辩的，法官应当进行审查。在案除负面评价报告外还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被告不侵权或者现有技术、设计抗辩成立等情况，可以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二，法官也可以向原告释明，在有负面专利权评价报告的情况下，是否仍坚持诉讼，并释明如果原告明知专利权本身获得缺乏正当性仍以诉讼为手段干扰、妨碍被告正常生产经营的，可能构成权利滥用，并承担败诉反赔风险。第三，法官还可以基于负面专利权评价报告向双方当事人释明，涉案专利权存在不稳定因素，引导当事人通过利益补偿承诺、附条件或者附期限等方式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实体利益。
问题2 在商标侵权纠纷案件中，认定“在先使用抗辩”是否成立，应当考虑哪些因素？
咨询人：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知识产权综合审判二庭 陈滢宇 答疑专家：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 许常海
答疑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商标注册人申请商标注册前，他人已经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先于商标注册人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该使用人在原使用范围内继续使用该商标，但可以要求其附加适当区别标识。”商标法给予已经使用的未注册商标一定程度的保护，赋予了商标在先使用人针对他人注册商标的在先使用抗辩权，但此种抗辩权不能完全突破商标法的注册原则，在适用中需要平衡好商标在先使用人和注册商标专用权人之间的利益。对于在先善意地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在先使用人有权在原有范围内继续使用。如果在先使用早于注册商标申请日，但晚于商标注册人的实际使用时间，有证据证明在先使用人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商标注册人已经使用商标的，一般情况下，不宜认定在先使用抗辩成立。
一般来讲，商标民事侵权案件中的先用权抗辩的构成要件有：一是在先使用行为，即他人在注册商标申请日之前存在在先使用商标的行为；二是在先时间点要求，即在先使用行为原则上应早于商标注册人对商标的使用行为；三是在先使用行为效果，即在先使用的商标应具有一定影响；四是被诉侵权行为系他人在原有范围内的使用行为。关于在原有范围内继续使用该商标的认定，应当考虑商标使用的地域范围和经营规模。商业主体虽在先使用商业标识，但在他人就该标识获得注册之后，该商业主体又在原经营范围之外开设新的分支机构，并在该分支机构的经营中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标识的，不属于在原有范围内继续使用该商标的情形。入库参考案例《北京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诉北京市海淀区某考试培训学校等商标权权属、侵权纠纷案（入库编号：2023-09-2-159-014）》的裁判要旨即持这种观点。
问题3 在认定注册商标是否损害权利人在先域名权益时，应当考虑哪些因素？
咨询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刘义军 答疑专家：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 傅 蕾
答疑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这里的在先权利，既包括在先民事权利，也包括其他应予保护的在先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经营者不得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域名主体部分、网站名称、网页等，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因此，域名可以作为商标法上的在先合法权益获得保护。认定商标的注册损害他人在先域名权益，需要同时满足下列要件：域名注册在先并具有一定知名度，域名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与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或者服务相同或者类似，并且诉争商标与该域名主体部分相同或者近似，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误认。域名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上的宣传和使用证据可以作为认定该域名是否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事实依据。
问题4 在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中，如何认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有一定影响的字号？
咨询人：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知识产权审判庭） 刘 军 答疑专家：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 戴怡婷
答疑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经营者不得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名称（包括简称、字号等）、姓名（包括笔名、艺名、网名、译名等），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判断是否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有一定影响的字号”，应当以被诉侵权行为的起始时间点作为基准，综合考虑中国境内相关公众的知悉程度，商品销售的时间、区域、数额和对象，宣传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域范围，标识受保护的情况等因素进行判断。
在具体案件中，认定原告的字号是否达到“有一定影响”，还可以结合案件情况进行具体判断，并将被诉侵权人的主观状态作为考虑因素。如果被诉侵权人已明知他人在先使用字号的，可以视为在先字号的市场知名度已经及于被诉侵权人。根据这些因素，可以认定原告的字号构成有一定影响的在先字号。例如，在“仁某置地（成都）有限公司等诉兰州仁某房地产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诉侵权人使用“仁某”字号之前，原告及其关联公司均已在先使用“仁某”字号，且经过使用，“仁某”字号在房地产开发领域、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具有一定知名度。虽然被诉侵权人位于我国西北地区，但其法定代表人在该公司成立之前就曾购买过原告开发建设的商品房（楼盘名称包含“仁某”二字）。综合考虑原告及其关联公司对“仁某”字号的使用情况，包括被诉侵权人明知“仁某”字号的事实，法院依法认定原告及其关联公司的“仁某”字号构成有一定影响的在先字号，被诉侵权人作为同业经营者应予避让，但被诉侵权人仍然登记注册并使用“仁某”字号从事与原告相同行业的经营活动，容易使相关公众认为被诉侵权人开发建设的楼盘项目与原告存在特定联系，其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问题5 对于非法提供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的行为能否作为侵犯著作权犯罪处理？如果作为犯罪处理，其入罪标准是什么？
咨询人：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 彭 震 答疑专家：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 许常海
答疑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不得以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为目的制造、进口或者向公众提供有关装置或者部件，不得故意为他人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提供技术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的规定，对于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的行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般而言，涉及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的侵权行为包括两种：一种是直接实施的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的侵权行为；另一种是故意向他人提供主要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的侵权行为。从刑法关注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角度来看，以营利为目的，向他人提供主要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为他人实施侵犯著作权行为提供了条件，其社会危害性甚至大于直接实施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的侵权行为。因此，应当将以营利为目的向他人提供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的行为认定为侵犯著作权罪的实行行为。
以侵犯著作权罪依法追究非法提供避开、破坏技术措施装置或者部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行为人主观上以营利为目的，需要意识到，他人会使用其提供的装置或者部件实施侵犯著作权犯罪行为。实践中，他人从提供者处购买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后的情形复杂多样。具体案件中，并不需要一一查实后续购买行为的性质。二是客观上，行为人向他人提供避开、破坏技术措施装置或者部件的情形需要达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5〕5号）第十三条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罪的入罪标准。具体为：1.因提供避开、破坏技术措施装置或者部件而产生的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2.因提供避开、破坏技术措施装置或者部件而产生的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3.行为人二年内因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的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因提供避开、破坏技术措施装置或者部件而产生的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需要注意的是，侵犯著作权罪涉及的技术措施是著作权法明确规定的技术措施。如果行为人故意避开或者破坏的技术措施并不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技术措施，则不能认定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向他人提供避开或者破坏非著作权法规定的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的行为，亦不能认定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三、职务犯罪类（1 问）
第1批 法答网精选答问（第一批）
发布时间：2024年2月29日
问题7 收受贿赂后滥用职权为他人牟取利益，以受贿罪与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滥用职权罪是否仍可认定“徇私舞弊”？
答疑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9号）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同时构成受贿罪和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犯罪的，除刑法另有规定外，以受贿罪和渎职犯罪数罪并罚。”据此，对于行为人受贿又滥用职权而同时构成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的，应当实行数罪并罚；受贿不应再作为滥用职权罪的“徇私舞弊”情节予以重复评价。
四、刑事执行类（2 问）
第3批 法答网精选答问（第三批）
发布时间：2024年3月21日
问题5 罚金刑的刑事执行案件中对于被执行人名下的唯一住房是否可以执行？
答疑意见
目前刑法、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程序法律规定较为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法释〔2014〕13号）第十六条，人民法院办理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没有相应规定的，参照适用民事执行的有关规定。因此，对于罚金刑的刑事执行案件中被执行人名下唯一住房执行问题，可参照适用民事执行中的相关规定办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以下简称《查封、扣押、冻结规定》）第四条、第五条规定，对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人民法院可以查封，但不得拍卖、变卖或者抵债。对于超过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房屋和生活用品，人民法院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在保障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最低生活标准所必需的居住房屋和普通生活必需品后，可予以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申请执行人按照当地廉租住房保障面积标准为被执行人及所扶养家属提供居住房屋，或者同意参照当地房屋租赁市场平均租金标准从该房屋的变价款中扣除五至八年租金时，被执行人以执行标的系本人及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居住房屋为由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需要注意的是，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唯一住房”和“生活必需住房”两个概念并不完全相同。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唯一的住房，并非完全不能作为强制执行的标的物，如果能够保障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居住条件，可采取相应的方式予以执行。“唯一住房”是否为被执行人“生活必需”应结合被执行人的经济状况、房屋实际占有使用情况以及房屋的价值、地理位置等因素来综合考量、认定。若房屋存在出租、出借给他人使用等并非用来实际居住的情形，则可以认定被执行人并非依靠涉案房产维持其基本生存，人民法院可对该房产予以执行；若房屋面积较大或者价值较高，超过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必需，可根据《查封、扣押、冻结规定》第五条的规定，采取“以小换大、以差换好、以远换近”等方式，在保障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基本居住条件的前提下，对该“唯一住房”进行置换，将超过生活必需部分的房屋变价款用于执行财产刑。
第22批 法答网精选答问（第二十二批）
发布时间：2025年6月26日
问题1 缓刑考验期限的起算日是判决生效之日还是到社区矫正机构报到之日？判决生效之日至报到之日的期间，是否计入缓刑考验期限？
咨询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侯天柱 答疑专家：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刑事处 宋颐阳
答疑意见
缓刑考验期限的起算日应当是判决生效之日；判决生效之日至到社区矫正机构报到之日的期间，应当计入缓刑考验期限。主要考虑：其一，刑法第七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据此，缓刑考验期限的起算日，应当是判决确定之日，而判决确定之日是指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没有上诉，检察机关没有抗诉的，上诉、抗诉期满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被告人上诉或者检察机关抗诉的，二审判决、裁定自宣告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其二，刑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社区矫正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的社区矫正对象，应当自判决、裁定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到执行地社区矫正机构报到。”据此，对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依法实行社区矫正，该犯罪分子应当自裁判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到社区矫正机构报到。法律专门规定十日的期间，以供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去社区矫正机构报到，以及作出裁判的法院与社区矫正机构进行工作衔接，故而该期间应当计入缓刑考验期限。其三，如果判决生效之日至到社区矫正机构报到之日的期间不计入缓刑考验期限，就与刑法第七十三条第三款规定不一致，且对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不利；同时，对于刑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漏罪的处理规则，人为制造了空档期，不利于法律的统一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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